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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无处安放的烟头

时间:2017-07-09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一
  
  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,宜动土,忌祈福。这一天是1911年(辛亥年)10月10日,星期二。当时中国还没有武汉这个名称,只有武昌、汉口和汉阳。当时的统治者是爱新觉罗·溥仪,再过几个月满6岁。
  
  这年4月,广州黄花岗起义,24岁的林觉民从容赴死,他起义前写的《与妻书》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;5、6月间,清政府将商办的粤汉、川汉铁路收归国有,准备卖给外国,又未能补偿民间损失,遂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保路运动;一向被认为温和闲适的成都,保路运动却最为激烈,由此引发的“成都血案”激起骚乱。
  
  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,导致湖北兵力空虚,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主的革命党人,决定趁势起事。之前,他们已在绝大部分由汉族士兵组成的湖北新军中,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  
  9月24日,革命党人开会制订了一个极其详细的起义计划,决定于10月6日,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,在湖北和湖南同时起义,举兵反清。湖北方面决定由刘公为总理,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,孙武为军务部部长。
  
  可是人多嘴杂,难保机密。湖广总督瑞澂听到风声,宣布今年中秋不放假,全城戒严,月饼只能在家里吃。所有新军官兵不准离营外出,严禁以各种名义“会餐”,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。戒严期间,除值勤士兵可以携带少量子弹外,其余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。
  
  敌人有了提防,起义就不好办了。这时湖南方面又说10月6日不行,没准备好,必须延期。无奈,指挥者决定起义推迟10天,10月16日鄂、湘两省同时发难。
  
  二
  
  既然推迟了10天,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,当然更要保证万无一失。把总指挥部设在俄租界的宝善里,也是为了安全起见。
  
  10月9日中午,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里配制炸药。此时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,他点起一根烟,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炸药。据说他实际上是炸药的出资人,所以谁也不好意思提醒他:为了健康,更为了安全,不能吸烟。
  
  烟瘾过完,刘同看看周围,找不到烟灰缸,只有旁边一个脏兮兮的盆子像是装垃圾的。于是他将还在冒烟的烟头精准无比地丢了进去。
  
  就像点燃奥运会主火炬,“轰”的一声炸药爆炸,火焰蹿起,烟雾升腾。盆里装的正是准备一周之后使用的炸药,而且货真价实,绝非山寨货。离得近的孙武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,被没有受伤的其他人赶紧送往医院,刘同倒是安然无恙。
  
  此时大火已经一发不可收拾,滚滚浓烟四起,左邻右舍大呼救火。其他人准备把起义的文件和同志花名册带走,可是它们都被锁在柜子里。钥匙呢?没人知道钥匙在哪儿。
  
  还没来得及想办法,俄国巡捕已经到场,控制住未逃走的人之后仔细搜查,不仅发现了危险的炸药,用大斧劈开柜子后还找到了起义名单、旗帜、通告、弹药、印信。很快,这些东西包括刘同在内的6人,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。
  
  刘同很快就统统招了。湖北布政使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,督府师爷张梅生主张按名册搜捕。
  
  湖广总督瑞澂听从了张梅生的建议。他立即下令关闭四城,按名单四处搜捕革命党人。眼看事已败露,总指挥蒋翊武决定于当晚12时立即发动起义,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。他派遣邓玉麟去南湖炮队传达命令:炮一响,大家就行动!
  
  可是到了晚上12点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因为全城戒备森严,交通好比现代大堵车,邓玉麟紧赶慢赶,12点过才回到炮队。此时已是“军港的夜啊,静悄悄”,炮兵兄弟们早已全部关灯睡觉,谁起来给你放炮啊!而且就算炮响也没用。离12点还有半个小时,军警就已闯入文学社总部,蒋翊武侥幸逃脱,而被捕的起义骨干彭楚藩、刘复基和杨宏胜,第二天清早,人头就被挂到了武昌城的门楼上。
  
  至此,起义领导人已经死的死、伤的伤、逃的逃,革命军一盘散沙,一片混乱。
  
  瑞澂已经知道了有人要造反,又掌握了具体名单,最好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:分化处理,暗紧明松。暗紧,就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拿着缴获的名单将为首的统统抓起来,抓住了该杀立即杀,该关马上关;明松,就是要安抚人心、息事宁人。一般起事都是带头的几个人,下面小喽啰的革命意志哪有那么坚定。这时要尽快告诉大多数人:大家都是好兄弟,都是一小撮乱党在捣乱——现在已经全被抓起来了。大家安心工作、报效朝廷,荣华富贵大大的有。
  
  瑞澂下令关闭所有城门,禁止出入,贴出告示: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,一律按名册捉拿,就地正法。
  
  这一下立即捅了马蜂窝。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共有5000多名,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在名册上。于是谣言四起:一开始说瑞澂要把革命党人全部杀掉;跟着又传不只是革命党,瑞澂要把剪辫子的人都杀掉(好多新军士兵都已偷偷剪了辫子);再后来说只要是汉族新军,就要被杀掉!你不信?门楼上的3颗人头还挂在那儿呢!
  
  当局很快也觉得措辞不妥,告示上改成了“除主谋外,既往不咎”。但为时已晚,病毒式传播的流言成了最好的战前动员,新军人人自危,个个都想活命,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:不起事,大家死路一条;要活命,只有先下手为强。
  
  瑞澂万万没有想到,就因为告示上少写了8个字,让本来无心造反的人也下决心造反到底了。
  
  三
  
  既然要起事,谁来打响这第一枪呢?
  
  10月10日晚上7点过,陆军第八营的哨长(即排长)陶启胜查夜,发现班长金兆龙、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仰卧睡觉,旁边还有一盒子弹。
  
  陶启胜冲过去,厉声训斥:“干什么!想造反是吧?”
  
  金兆龙回骂:“造反就造反,你能怎样?”
  
  两人扭打起来,程定国一枪托把陶启胜打倒在地,然后背后补上一枪。据说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!
  
  此时连续赶来弹压的三名军官都被程定国一一击毙,军营大乱。第八营班长、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,宣布正式起义,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。
  
  1911年10月10日晚,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,当晚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。“不想死的就跟着来!”什么话都不及这句有鼓舞性,立时响声四起,一呼百应,起义人数达到3000余人。占领了军械库之后,起义军掌握了大批轻重武器。晚上10点半,开始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的官署和旁边的陆军司令部。
  
  当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22个营,除5个营参加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队以外,还剩下17个营,大约相当于起义军的3倍。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,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。士兵又大多是老兵,射击技术好,实战经验也丰富。
  
  此时,张梅生建议死守官署。他向瑞澂进言:“新军哗变,事出有因。如今只是一时躁动,不但立足未稳,而且群龙无首。只要坚守静待援军赶到,再设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,以安抚人心,可保大局无虞。”
  
  而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却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官署,去长江上的楚豫号炮舰上指挥。她的理由也很充分:上了兵轮,进可攻,退可守。老爷万金之体,留在这里,一旦有什么闪失,叫一家人如何是好?何况此时不走,过一会儿就走不脱了!
  
  清政府湖北军政最高长官瑞澂,再一次败在了选择题上。他这次没有听张梅生的,而是带领全家老小从后院撤到了长江的军舰上。此时起义军现场成立的40人敢死队正勇往直前,人人心里明白:今晚不攻下督署,明早大家黄泉路上再见。而守卫总督官署的士兵一见瑞澂都跑了,我们还在这里拼命,谁比谁傻啊?
  
  士气此消彼长,总督官署很快被拿下。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,反而指挥失灵,清军大乱。凌晨1点30分,整个武昌被起义军控制。第二天,武汉三镇全部被起义军占领。大清朝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。
  
  四
  
  武昌起义之前,起义是很难的事情。武昌起义之后,各地起义容易得让人不敢相信。
  
  武昌起义之前,孙中山先后发动并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,无一成功。尤其是广州黄花岗一役,林觉民、喻培伦等精英的牺牲更是让革命党人损失惨重。
  
  所以当孙中山在美国收到武昌即将起义的电报时,他内心其实是拒绝的。他想回电让湖北新军暂时按兵不动,一定要慎之又慎地等待时机,避免重蹈黄花岗的覆辙。
  
  10月12日,吃完早餐正准备去回电的孙中山买了一份早报,扫了一眼,感觉全身的血都不流了: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专电“革命党人占领武昌”。当日,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,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,改国号为中华民国,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。
  
  短短两个月内,湖南、陕西、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。1912年1月1日,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。1912年2月12日,清帝溥仪退位,清朝灭亡。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,延续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就此落幕。
  
  此时无人知道,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爆炸后的废墟下面,也许有个烟灰缸轻轻地笑了一声:“事了拂衣去,深藏功与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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