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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理财的日本人

时间:2017-08-21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日本人不理财。
  
  初次听说这事儿,是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欢迎午餐会上。按照在国内闲聊的套路,我向日本朋友询问他们是不是也做P2P。
  
  翻译刘小姐费了半天劲才解释清什么叫P2P,两位同席的基金会领导随即回复:“No、no、no,我们不但不做P2P,而且不上网理财,不上网炒股,也没有某某宝、某某通,甚至不上银行买基金国债,至于倒腾古玩字画、黄金外汇、房产楼花,那就更甭提了。总之一句话,我们视理财如无物……”啊?!我停箸不食。
  
  我告诉他们,在中国,不要说像他们这样年富力强的,上至80岁的祖母,下到黄口小儿,用手机买个基金什么的早已司空见惯。这种信息化时代的理财早就超越了金融范畴,外延到社交领域,已然成为加深社会连接的重要纽带。
  
  在座的日本人淡然回复:“这个,刘桑,在日本人心里,理财跟赌博差不多,都属于投机……”听了这话,我不禁暗叹一声,默默端起面前的清酒一饮而尽,浇熄了我胸中本欲传授中国版致富经的热情。
  
  后来我才知道,在日本,理财差不多是个贬义词。绝大部分日本人理财只有两个套路,一个是存银行吃利息,利息是——基本没有(反正多年来他们也不通货膨胀,时不时还紧缩一下子);第二个是买房,但跟中国人不同的是,他们买房不是为了坐等升值(因为房价差不多一直在降),而是瞄着租金,大概一年是五六个点。其余的理财方式,日本老百姓基本都是敬而远之。
  
  但是,发财是人性,难道日本人都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吗?
  
  当然不是,要说明其中缘由,还得从20多年前讲起——当中国人开始改革开放时,日本经济已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。从朝鲜战争带给日本的好运开始,经历了战后复苏、1964年东京奥运会,到20世纪80年代,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与中国的高速增长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同的是,日本人爱搞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,爱喊“一亿总中流”——他们一共1。2亿人口,1亿都是中产阶级,直接搞成了共同富裕。城市化率从战后的30%一下跃到90%,农民妥妥地进城变成城镇居民——因为没有户籍这东西。同时,城里的政客要讨好农民,因为农民是选举时最大的“票仓”,所以对这些进城务工人员都是鞠躬欢迎,从不敢搞什么孩子没学籍、限制买房买车之类的小动作——奇怪的是,这种“不作为”反倒真正实现了迄今为止最高效的现代化进程。
  
  20世纪80年代,日本经历了他们的黄金时代,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,无论是普通家庭还是富豪老板,无论是大财阀还是小企业,整个社会都觉得日本的前途和“钱途”不是小好,而是大好——工人工资增加,企业利润上涨,即便1985年被美国按住牛头签署了阴险的《广场协议》,日元被迫在不到3年间大涨一倍,造成的出口危机反而因为日元国际购买力的增加,使得普通日本人成了能够在全球“买买买”的“扫货侠”。随之而来的站在世界之巅的喜悦,幻化为万丈豪情,又内化为对本土股市和楼市的狂热,从东京开始席卷全国的炒房热成为每个日本家庭的必修课。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,日本沉浸在一个“地价不倒”的神话中。当时东京地铁山手线(大概相当于北京2号线)内的土地价值已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——“买下美国,然后再把美国出租给美国人住”——这个著名的调侃意味深长:在日本民众心中,即便领土上仍然驻扎着美国占领军,但“二战”带来的战败屈辱,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解构。于是,“经济景气+金融宽松+民族自豪”三驾马车合流。银座、新宿这样的地方成为全民销金窟,夜夜笙歌,卡拉永远OK。当时凌晨喝多的人要想打到车回家,据说要加价到100万日元的哥才肯搭理。
  
  1989年日本的银行利率为2。59%,日本央行在一年时间里将之提升到6%,同时紧缩银根。这是政府“扑灭泡沫”政策的真操实练。而这种带有日式决绝的、已然超越了“休克疗法”的“切腹式”狠招,很快便見成效——1991年大量呆账、坏账拖垮了诸多银行,倒闭潮滚滚而至,那些杠杆加得太高的炒家接连倒下,股市同步崩溃——日经指数从最高时的4万点跌到1万点,迄今未回归……老人们对那些日子,真是不堪回首。于是,这段先甜后苦的痴恋化为4个大字,刺在了日本民族的后背上——不能投机!
  
  这4个字,因为过于惨痛,在漫长的岁月中,不但蚀刻渐深,而且洇出边界——不要说炒股炒房,就算低风险投资,比如上面说的理财等,都让百姓避之不及——总之,20多年前的楼市一崩盘,不仅刺破了经济泡沫,某种程度上好像也刺破了日本人的自信,整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出现了拐点。与之对应的是,日本也从高歌猛进转轨成为一个“风险厌恶型”社会。
  
  这种风险厌恶不仅仅影响着理财,恐怕也影响着日本的未来。在东京的这些日子,我经常听人向我描述当下日本年轻一代的状况——处在本该朝气蓬勃、敢想敢干、肆意妄为的年纪,非但不像中国的同龄人一样激情创业、留学(中国青年的问题是过于激情),就连“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”的欲望也淡得很,主要不是因为钱,而是——多麻烦啊,不会外语啊(日本人外语确实不好),日本多好,又干净又安全,干吗要费那个劲?
  
  安全、安静、安之若素,这一代日本年轻人被称为“草食系”。作家近藤大介这样评价:“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怎样让自己的财富倍增,也不会有诸如以后自己开公司,将来上市的庞大野心。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维持目前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,以及少得可怜的存款;他们不会打破成规,不会轻易失败,当然也不会取得巨大成功。”
  
  日本人自己其实早就看出这种风险厌恶引发的社会动能退化。一次座谈会上,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感叹,日本有两次“有劲”的时代,一次是明治维新后,一次是“二战”结束后,现在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几乎都是从那两个时代中产生的。而现在这种畏惧风险、不愿出头的氛围,多多少少跟20多年前那个泡沫的破灭有关……我们习惯对中日做某种比较——相隔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、相隔30年的房产狂热,之后呢,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30年的幽灵在不远处徘徊?
  
  我们总说“前车之鉴”,有时候想,对于中国来说,日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像一辆探路的开道车,我只希望我们不要浪费了他们已付出的代价——现在看来,那不仅仅是经济上“失去的20年”,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基因突变。
  
  我们总说“预测未来”,有时候想,对于中国来说,日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像《解忧杂货铺》里那个可以穿越时空的牛奶箱。如果你真心诚意地想获得指点,那你就一定会得到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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