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廉希尔在线投注官网
文苑 人物 社会 人生 威廉希尔娱乐 文明 点滴
当前位置: 主页 > 读者文摘 > 文苑 > 我母亲的学生

我母亲的学生

时间:2017-07-17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大概在十年前,我母亲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那人热情万分又不由分说地,把我的老父母架起来就走,弄到城中心一家颇豪华的饭店,山珍海味一通猛上,饭毕又恭恭敬敬地将两位老人家送回家里,反客为主地伺候了毛巾茶水,留下一地的土特产,才告退离开。
  
  我在电话里问母亲:“谁呀?谁这么大方?”她絮絮叨叨告诉我,这个学生叫邵水通,“文革”时的初三毕业生。初见面她根本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,后来,在饭桌上,经对方一再提醒,外加启发、暗示,她才记起了他的诨名:潲水桶。
  
  “想起来没有?我跟你们说过的,他上学时,我对他多好!结果呢,他反而嫉恨我,‘文革’时批斗我,揪掉我一撮头发!”
  
  母亲这么一说,我有印象了。这个人来自农村,怎么说呢,家境肯定是比较贫寒的。其实那年头,贫寒是中国人家的普遍状态,邵水通的家境不过是比班里其他同学更加贫苦而已。他个头小、面黄肌瘦,头发都长得稀稀拉拉,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。县中学食堂实行的是搭伙制,每人一个粗陶饭钵,自带粮食,象征性交一点柴火费,由食堂代为蒸饭。菜票却是各自购买,吃饭时八人一桌,桌上放一个热腾腾的菜桶,冬天白菜、夏天茄子,炖得烂兮兮、软乎乎,各人拿铁勺舀进自己饭钵子里,连汤带水混个假饱。吃到最后,每桌菜桶里多多少少要留下点老梗、黄叶之类。这时候,磨磨蹭蹭吃到最后的邵水通便开始“打扫战场”,挨桌去搬那些浸透汤水的沉重的菜桶,倾倒,喝汤吃菜之后,还拿手指头在桶壁旋转一圈,吮吸沾在指肚上的一星半点可怜的油花。这免不了让同学笑话,背地给他起个诨名,叫“潲水桶”。
  
  上到初二,邵水通的父亲去世了,听说是饿死的。按理说邵水通家里更加贫困,可他没有退学。我母亲替他申请到每月两块钱的助学金,他就用这钱买菜票。他每天蒸在饭钵子里的,不是大米,也不是麦糁或小米,而是受潮发霉的山芋干。
  
  后来,同宿舍的学生中开始隔三岔五地丢菜票。也不知道怎么的,同学都认准这菜票是邵水通拿了。也有依据:邵水通躲在宿舍里连吃了一星期的盐水萝卜干,这星期忽然有钱打菜了。
  
  就有学生反映到他们的班主任——我母亲那里。母亲不准她的学生把这事说出去。母亲的想法是,这种事说大也大,关乎品质;说小也小,长身体的孩子,肚里没油水,他饿得慌啊。母亲怜悯邵水通,她不想为了几毛钱菜票毁掉一个学生的未来。
  
  于是,她就做了一件说不上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好事,她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块钱,买了厚厚一沓食堂菜票,趁学生宿舍无人时,压到了邵水通的枕头下。
  
  如果真的是没有人看见,那也就罢了。偏偏那晚邵水通尿了床(顺便说一下,这个学生上到初中还有尿床的毛病),早晨他把被褥抱出去晒,将枕头掀开,皮筋裹扎的一捆菜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。
  
  五块钱啊!一毛钱一张的菜票,有五十张之多。
  
  当时的情况,所有人都愣在宿舍里,每个人的目光都像箭一般地刺向了那捆菜票,准确而深刻。一两分钟之后,大家又哗地散开,急急忙忙地拉开抽屉、掏扯口袋,检查自己的菜票夹,拿出来,沾着唾沫星,一张一张地数。数完一遍,不能确信,回过头再数。这一切,都是当着邵水通的面进行的,丝毫也没有回避他的意思。那个可怜的孩子,那一刻孤零零地站在宿舍里,心里经历了怎样的孤独、悲伤和黑暗,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。
  
  在我母亲这儿,从那一天开始,她对邵水通的微薄的物质援助,一直持续进行,直到“文革”开始她被批斗被停发工资才被迫结束。援助的情况是这样:每天早晨,母亲在学校食堂买一个热腾腾的花卷,拿花手绢包着,锁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,到第二节课下课后,她走到教室窗口,招手喊邵水通出来,带他到走廊的僻静处,把那个已经微凉的花卷交到他手上,之后急忙转身,做贼一样回办公室。
  
 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,她之所以立刻就走,是不想看见邵水通感激涕零的样子,她做好事从来不求报答。
  
  “文革”开始,母亲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个儿。邵水通当上了“红卫兵”的小头目,负责看管他当年的老师们。每有批斗会,他便从牛棚里把那些个被批斗的对象押出来,一路拳打脚踢地轰到会场去。有一天轮到我母亲被批斗,押解途中,因为绳子勒得太紧,我母亲恳求他松一松。她喊他的名字:“邵水通……”母亲心里一定认为,她对他是有恩的,别的不讲,光花卷就给他吃了上百个,人不能不讲良心。
  
  就在那一刻,在母亲喊了邵水通的名字之后,他突如其来地发作了,豹子一样跳起来,伸手揪住我母亲的头发,哗地一下子,将我母亲仰面扯倒在地。母亲的一绺头发缠到他手上,鲜血从母亲头顶上流下来,淌了满脸。我想我母亲当年的模样一定超恐怖,所以邵水通自己也被吓着了。他惊吓之后的反应是更加狂暴,跳着、骂着,用脚尖拼命踢着……
  
  那一顿暴虐的结果,是母亲浑身青紫,腰部软组织挫伤,肩胛骨骨裂,头皮被撕裂一块,至今还留着一个不规则的疤痕。
  
  母亲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地说:“邵水通当年是做了坏事,他现在忏悔了,他来看我,说明他真心觉得对不起我。”
  
  “你确信?他对你道歉了吗?”我追问。
  
  老太太“哦”了一声:“那倒没有。道什么歉啊,我不在乎形式的。”
  
  有一年,我记得是“非典”过后,邵水通专门开着一辆奔驰到南京来,除了送上当季的土特产品之外,还执意要带我的父母出去吃饭。那天赶巧我在母亲家,邵水通顺带邀请了我。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老板的真面目。之前在母亲的叙述中,她这位学生面黄肌瘦、发育不良,可是见面后我发现,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谬误。这位邵老板非但圆胖喜感,个头也算得上高大魁梧,跟我老态龙钟的母亲站在一起,视觉上的对比相当强烈。
  
  就餐的饭店是南京最好的海鲜酒楼,我和父母加上邵水通,总共四个人,摆上席面的食物十四个人都吃不完。古典式桌椅,银光闪闪的餐具,精致繁复的菜品,一切都带着那种昂贵的、奢华的、派头逼人的气势,压迫得我们呼吸艰难。我看见母亲把一副银制餐具拿起又放下,惊慌失措地拿提花餐巾去擦她面前的一小滴汤汁,非常努力地去咀嚼她根本嚼不动的牛肉,把一个简单的就餐程序弄得复杂而慌乱。她不时地抬眼看我,又看邵水通,脸上的神情小心翼翼又自惭形秽,仿佛在说,瞧我这个没出息的土老太婆,怎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!
  
  吃完饭,邵水通又开着大奔送我父母回家。到了楼门口,他执意要把两位老人送上楼。“不差这几步的。”他说,态度非常诚恳。其实,我父母虽说年迈,腿脚还相当利索,每天上楼下楼买菜散步,自己走得清清爽爽,搀扶或者架助的时候还远远未到。邵水通如此夸张地服侍二老,在我看起来总是不够自然,有一点儿舞台上演戏的模样。
  
  又是几年过去,邵水通的探访断断续续、坚持不懈。那些肥肥的鸡仔、白花花的大米、泥巴还未及干透的萝卜、山芋,以及麻鸭蛋、水菱角、豆瓣酱、干腌菜……新鲜丰富的物品,铺天盖地而来,排山倒海而来,仿佛要把我母亲淹没,把我们这个家庭淹没。
  
  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,夏天,天气极其闷热潮湿,邵水通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,说是他们班级毕业四十周年,他想搞个周年庆典,师生们聚一聚。费用他来出,吃住都在他的饭店,一切都不消别人操心。邵水通对我母亲说:“老师,你无论如何要来,你和老先生都来,班主任不能不到场,学生们都想你。”
  
  我母亲最听不得煽情的话,一听就信以为真,就飘飘然。可是她又有点犹豫,毕竟七八十岁的人,出门总是有风险的。母亲就打电话给我,征求我的意见。
  
  “那不行。”我说,“我最近事情多,抽不出空陪你们去。让你们单独出门,我不放心。”
  
  我母亲没有继续坚持,大概她自己也觉得大热天出行终究不是正事。
  
  到晚上,邵水通竟把电话打到我家来了。他好半天没有开口,再说话时却先叹一口气:“妹子啊,你听我说,我们这届学生,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,班里有两个同学前几年就跟我们阴阳两隔了。说句大俗话,人到这个岁数,是见一次少一次。这回是我挑头做东,恳求你帮帮老哥,成全我一次。”
  
  一席话,说得万般悲凉,我一时竟然发了愣,身上麻酥酥的,不知道如何接腔。
  
  “反正,有我们这些学生,老人家的安全问题你尽管放心。最坏的可能是,天塌了,那还有我们几十个人顶着呢。”他又开起了玩笑。
  
  我还有什么话说?我不能把人家的情分不当情分。
  
  邵水通的确尽心尽责,自己腾不出空,专门安排他饭店里的公关经理来接我的父母。
  
  父母去了两天,每天来一个电话向我汇报:来了多少学生,同学宴摆了几桌,场面如何热闹。我听得出来,老太太置身在从前的集体当中,在她那些步履蹒跚的搭档和发鬓斑白的学生当中,是真的开心。第三天中午,父亲打来电话,却把我吓得半死。父亲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说:“你妈妈晕倒了,正在校园里拍集体照呢,人就倒了。”我心里一凛,急忙问父亲:“人怎么样了啊?抢救没有啊?”
  
  “那个那个……送医院了,没事了哦,真没事了哦。”父亲有脑萎缩的症状,语言正在往幼儿园孩童的用词水准退步,无法把一件事情描述得精细详尽。
  
  我赶快放下手边的事情,叫了一辆出租车,火急火燎赶往故乡县城。
  
  到了县医院一看,母亲早已恢复如常,一个人占着一个单间病房,倚在抬高的病床上,脑袋后面垫着雪白的靠枕,笑眯眯地享受着身边一群老学生的伺候。
  
  “哎哟,”母亲说,“不是告诉你没事嘛,大老远地还过来。”
  
  原来她的一个学生就在这家医院当院长。有这样的关系,我果然是多余操心。
  
  年届退休的院长很负责地把我带到办公室,依次展示了我母亲的胸片、心电图、脑部CT片,和林林总总的化验报告。“老人家健旺得很,再活二十年都没大问题。”院长拍胸脯保证。
  
  “那么,她怎么突然会晕倒?”我询问。
  
  院长挠着头皮说,还真是查不出原因。兴许是气压低,天气热。“毕竟是小八十岁的人了呀。”他说。
  
  “也或者,是她这几天兴奋过度。”我开了个玩笑。
  
  “有可能。”院长点头附和。
  
  “你们也真行,毕业四十年了,还能聚起这么多人。”
  
  “那是啊!你母亲都到了,我们怎么能不到?”
  
  我心里忽地一动,明白了邵水通为什么会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,不把我母亲请过去不肯罢休。这事说起来,的确有点“拉大旗做虎皮”的意思。可是话说回来,一个少年时代被同学戏称为“潲水桶”的人,曾经因为几张菜票和一餐饱饭差点儿被赶进深渊的人,他出钱出力筹办一个同学会,容易吗?
  
  出了院长办公室,我在走廊里碰到邵水通。他正满头大汗地拎着两个大西瓜往病房里跑。我本想对他发火,起码也要谴责几句,为他把我的老母亲当成道具,可是看到他的一头大汗,满脸惊惶,竟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况且我发现,他似乎消瘦了许多,也憔悴了许多,从前油光光、喜感十足的一张脸,居然瘦得松松垮垮,我不由得怜悯起了他。
  
  我对他说:“是我母亲让你们费心了!老人家嘛,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站着明天会不会躺着,生命规律。”
  
  他越发感激涕零,连声称道:“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,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。”
  
  晚上是告别宴会,同学聚会上最后的晚餐,他邀请我参加。我母亲本是好热闹的人,输过两瓶营养液后,精神大好,坚持要出院,跟她的学生们共享欢乐。
  
  宴会就在邵水通自己的饭店里举行,他选了一个最大最豪华的厅。席间,餐具之精美,菜品之丰富,烹饪之讲究,服务小姐之甜美可爱,完全配得上一个县级城市五星级饭店的称号。尽管如此,我发现邵水通的神色中还是透着紧张,似乎他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绷着的,像雷达一样往各处发射着信号,随时准备应付不测。
  
  “吃啊,吃啊,菜不好,酒管够!”他热情地、急切地,甚至有点上赶着似的招呼大家。
  
  在吃完桌上一圈分量巨大的冷盘之后,客人们已经有了饱意,面对源源不断堆上桌面的山珍海味,举筷的频率明显放缓。毕竟都是往六十岁上奔的老人了。一个吹着翻翘头,挂珍珠项链,模样像是当地干部的,慢悠悠地放下筷子,突然说了一句:“如今人家不是‘潲水桶’了,这称号该换到我们头上了。看到没有,我们大家在这儿胡吃海喝的,人家到现在筷子都没动过。”
  
  还真是,宴席过半,邵水通面前的餐具却干净如初。
  
  那边喝酒已经喝到高潮,敬班主任,敬数学老师、俄语老师,敬班长,敬学习委员,敬来敬去,乱成一团也笑成一团。我看见我母亲端坐着,不停地举杯,不停地笑,脸上居然泛着少女般的红晕。
  
  一帮发丝花白、体态臃肿的女同学,大概也喝得有点高了吧,开始敲着桌子放声歌唱,唱的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歌。唱着唱着,还不尽兴,七八个人挪开酒桌,空出一片场地,上去就跳,是藏族舞蹈《洗衣歌》。
  
  “哎,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?阿拉嘿司!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哎……”
  
  当年的班长,拿起餐桌边上两个精巧的酒桶,双臂像翅膀一样展开,自告奋勇跳进女同学群里,手拎着酒桶做炊事班长挑水状插科打诨,乐颠颠地穿来插去。
  
  就在这欢宴的高潮中,我看见邵水通孤独地站在角落里,面无表情,遥遥地望着他当年的同学们。他的目光,蒙眬而又尖锐,像是望到了千里万里之外的将来,又像是退回到他忍辱负重的少年时代。
  
  回到南京不多久,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吧,我母亲接到消息说,邵水通去世了,死因是胃癌。母亲跟我唠叨这件事的时候,唏嘘了很久,感叹着人生的无常。谈着谈着,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问我:“你说说,邵水通办那场同学聚会的时候,是不是就已经病入膏肓了?”
  
  我恍然记起邵水通在医院走廊里对我千恩万谢时,那张瘦得松松垮垮的脸。
  
  母亲扬起脸,很坚定地表示:“他到死都还怨恨着我。”
  
  我说:“这不可能,邵水通活着时对您多好,逢年过节,恨不能把副食品店搬到您这儿来。”
  
  “你不懂。”我母亲说,“他这是要让我尝一尝,嗟来之食是什么味道。”
  
  我心里忽然一疼,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。我呆望着母亲的脸,感觉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,是那么虚妄空幻,缥缈无常。

推荐内容
热点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