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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彝族兄弟

时间:2016-07-08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2015年9月,刘绍华的著作《我的凉山兄弟:毒品、艾滋与流动青年》在内地出版。这部书耗费了她10年的心血,包括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和一整年的蹲点。2004年年底,刘绍华背着行囊独自进入凉山,进入彝族人口聚居的“腹心地带”——昭觉县一处高山盆地做蹲点。这个被她化名为“利姆”的彝族乡镇,是二十世纪初凉山地区海洛因、艾滋病疫情的“震中”。
  
  1995年—2005年
  
  猜火车和“成年礼”
  
  26岁的木噶是第一个主动和刘绍华打招呼的彝族青年。很快,这个热情能干、见过世面的小伙子成为她的朋友、弟弟,以及田野调查的重要帮手和翻译。到后来,木噶的家人、兄弟、朋友也都成为刘绍华在当地的准“家人”和重要报导人。
  
  17岁时,木噶和同伴们第一次跑到成都“耍”,然后又去了西安、北京。在北京,他开始吸毒,并因偷盗被抓,判劳教一年。
  
  自80年代起,利姆的彝族年轻男子就开始加入中国农村“流动人口”的千万大军。他们设法步行穿越140千米长的山路,到达邻近的越西县普雄镇。在那里,跳上一节马上要开动的慢车,去往外面的世界。
  
  和那些进城打工赚钱的汉族农村青年不同,他们多半没有明确的目的和计划——“找乐子,进城耍一耍”是主要的动因。再加上他们多数不识字,不会讲汉语,缺乏汉族的“经济理性”,很难在城市里成为雇佣劳动力,或者做成小生意。
  
  急速发展的都市的繁华,令这些从闭塞的大凉山来的彝族青年耳晕目眩。“有钱就好耍,没钱就不好耍”,当身边的一点盘缠用完后,“摸包包”、偷抢扒窃成为他们在城市游荡、探险的主要生存手段。劳改、入狱成了家常便饭。有意思的是,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监狱里学会说汉语。
  
  1990年代,中国开放边境贸易,海洛因等毒品流入邻近“金三角”的中国西南地区。在都市流动的彝族青年中,吸食海洛因成为一种时髦消遣——一方面,这是口袋有钱才吸得起的“奢侈品”;另一方面,它也缓解了他们离乡背井带来的压力、疼痛,有助睡眠,以最便捷的方式给他们带来幸福、安逸和满足的幻觉。
  
  最初,他们把这种白色粉末叫作“Yepi”——即彝语中的“鸦片烟”。1950年代之前,Yepi是只有土司和黑彝贵族们才用得起的“好东西”。他们也把海洛因当作颇有面子的“好东西”,用来招待朋友,酬谢贵客。
  
  1996年,英国导演丹尼·博伊尔拍了一部引起争议的电影——《猜火车》。影片描绘了一群爱丁堡地区的无业青年,他们整日无所事事,到处游荡,吸毒、嗑药、偷窃,“无恶不作”。
  
  “我认识的这些彝族青年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就是年少轻狂,他们就是要找滋味、找意义嘛,他的生命需要找一个意义,让他感觉他活着,他为什么活着。只是他找意义的方式,和我们这些从小一直读书、走乖乖牌的人找的路径不一样。但其实,我们在青春时期都在找意义。”
  
  在刘绍华眼中,这是理解木噶们的一个关键。“没有人会主动走到那个坑里去。他在寻找生命意义的时候,不小心就掉进去了。”
  
  海洛因价格昂贵,这些成瘾的彝族青年大多采用一种更为便宜的方式——静脉注射。最终,彼此共用针头导致了艾滋病的传播和扩散。
  
  1995年,中国政府开始在监狱与勒戒所强制抽取吸毒者和毒贩的血液,以检测艾滋病毒。同一年,凉山地区发现首例因注射海洛因感染艾滋病的彝族青年。
  
  凉山谚语说:“野鸡也要回家。”无论外面的花花世界有多么精彩眩目,这些游荡在外的彝族青年平均每三四个月返家一趟。他们也把毒品、艾滋病带回了故乡。1990年代初期,在利姆,这些回乡青年在大庭广众之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吸食海洛因。
  
  1995年至1999年间,海洛因在利姆的泛滥达到顶峰。1997年,利姆通报第一例艾滋病感染案例。90年代末期,因为海洛因引发的艾滋病传播,这里成为凉山艾滋病“重灾区”。
  
  90年代中期,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,彝族民间的“家支”和当地警方差不多同时投入扫毒、禁毒工作。2002年后,中央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合作的项目开始进入凉山地区。
  
  在书里,刘绍华记录下木噶和他3位表兄弟(马海古者、马海布都、贾巴曲铁)青春游荡、吸毒和戒毒的故事。大哥古者在“中英项目”中被查出感染艾滋病,继续外出当包工头,2009年病重被带回凉山,不久病逝;布都一再沉湎于毒品,继续在外头惹事生非;沉默内向的曲铁在家乡戒毒后,忍不住对外面世界的渴望,多次外出打工。
  
  出身“毕摩”(彝语,即传统信仰中的祭司和仪式治疗者)世家的木噶,是表兄弟里头戒毒最为成功和彻底的一个。2003年从北京戒毒归来后,他叫上表弟曲铁,两人打鸡,以名字发誓不再吸毒,然后一同喝下鸡血。他对动物血液背后的力量心怀敬畏。
  
  每次回乡,木噶都要举办“毕摩”仪式祈祷平安。
  
  在一次聊天中,刘绍华问几位兄弟:当年和他们一同外出游荡、探险的同伴有多少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  
  其中一位板着手指,数落着他所在的家支1995年到2005年中死去的年轻人。他给出的数字是99个。“都是最聪明、长得最好的,但都不识字。有打针死的、被打死的,也有失踪七八年不知下落的。”
  
  2015年9月:“消失”的群体
  
  在21世纪头10年初期,凉山有超过四成的吸毒者成功戒毒。这些摆脱海洛因的幸存者终于走完了他们的“成年礼”,以各种方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。有的回到凉山,有的继续在城市里寻找机会。
  
  刘绍华的兄弟中,常年在成都谋生的只剩一个。“以前在成都做包工头。现在也没机会了,没有很固定的职业或者生意,有什么机会就做什么。”
  
  “当都市经济越来越制度化、产业化,营业需要登记,一切纳入纳税的制度系统里,这些人的路途也越来越少了。”她说,“因为他们不可能受雇了。很多人当年即使没有得艾滋病死掉,也染上了肝病。你让他们去做重体力的事情,也已经不行了。”
  
  3年前,刘绍华曾回凉山看望兄弟们。从木噶和他的朋友那里,她得知一些近况:一些当年靠贩毒致富的年轻人已金盘洗手,里头混得好的,在成都开起了廉价彝族餐馆,手头有了一些钱,在商量着准备去香港旅游。
  
  “惟一不变的,就是继续把大把银子花在和兄弟们的吃喝玩乐上。”刘绍华无奈地说,“他们还是把兄弟间的情谊放在夫妻关系之前。”
  
  刘绍华最近一次回凉山是2012年。在她参加的一场葬礼上,她发现一些老年妇女穿着年轻女性的服装在迎接宾客。“因为,大部分女孩都出去了,有的跑到广东去打工。变化很大,她们有点儿像早年汉区的移民打工妹的模式。”
  
  90后、00后一代的彝族青年们陆续走上了打工之路——去往广州、东莞等珠三角的工厂。“不再餐风露宿了,不再像过去游荡、偷窃、吸毒,渐渐进入主流。从某种程度讲,也是驯化的开始。”
  
  令刘绍华担忧的是,随着这一波外流打工潮,凉山出现了新的问题——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、留守老婆、留守老人。“他们现在的处境,已经越来越像汉族农村人口往外走后所面临的家庭问题。”离婚的越来越多,“女人可能去电子厂,男人可能去工地,如果他们不在同一个地方,这样的家庭就可能面临破裂。”
  
  “这会是一条不归路吗?”她反问道。像是在问我,又像是问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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